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带着承诺来到冬季达沃斯的，他的出席，也是对几个月以前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的邀请做出的现实回应。

2014年1月22日下午五时许，安倍在论坛主会场做了题为“重塑中的世界：日本愿景”的主旨演讲，全面阐发了他主导下日本的治国理念、改革计划和对外关系发展。安倍的经济改革无疑引人瞩目，他自我解嘲说，他也不知道“安倍经济学”的说法从何而来（安倍经济学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已经失效的传统经济学的替代），但既然国际社会都这么说，也就随它去了。

安倍经济学包含三个核心政策，也就是所谓三箭齐发，即大胆的金融政策、刺激私人投资以及与此配套的机构性改革。安倍指出，自他去年当政以来，已经打破了“日本近黄昏”的观点，国内的负增长变成了正增长，加上6年后奥运会的刺激，他预言，曙光正在照耀日本。

安倍指出，日本于2013年底选择改革，打破了改革不可能论。他所提到的改革计划中，产业性改革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在鼓励私人投资和放松管制，具体包括：

1、放开日本电力市场，到了2020年，日本电力市场将完全实现自由竞争；

2、卫生保健业将得到促进和发展，将在私人工厂中实现细胞再生（日本的再生工业已经领先于世界）；

3、取消已经存在了40余年的稻米生产调整系统，私人公司将可以无障碍地参与稻米生产——这一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决定，去年（2013年）春天得以被做出；

4、日本未来要建设更多高质量的住房和商业中心，将首次出现零排放的城镇。

这些改革，显然需要金融政策和机构性改革的支撑。首相指出，日本1.2万亿资产（养老金）将为增长投资，公共资金的管理将由此改变。他提出要改革公司董事会，增加公司外部董事，让外部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暗示日本大公司将对外部战略投资者开放），为此要修改日本公司法，并提交国会讨论；下调2.4%公司税率，以使公司变得更有竞争力；在鼓励使用现金投入研发并增加工资的同时，改革劳动力市场中捆绑工人于工厂的情况，调整补助对象，让人力流动起来。这些颇类似于1980年代里根政府供应学派革命式的改革措施和他在后来发言中提及的通过增税和降低成本来应对日本债务问题挑战是吻合的：降低税率以其扩大税基，增强人员的流动性以降低公司的人力成本。

他无疑认为增加人员的（内外部的）流动性和提倡性别平等有利于释放社会潜能，应对日本社会人口老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等一系列压力：

“日本是个超老龄化的社会，儿童数目下降，如何找到有创意的人？日本公司的文化是男性化的、古板的，所以解决方法之一，是让妇女大放异彩，未来30%的领导岗位应该是女性；

……需要构建多样化的文化环境，增加外籍工人数量，让他们参与照顾老人的社会工作等;”

他并不避讳来自美国的“影响”，人们得知，希拉里曾告诉他，如果妇女充分就业参与工作，将使劳动增长率提升16%，这使他“备受鼓舞”。

由此人们将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安倍在演讲中称，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将是日本未来发展的中心支撑，同时日本还将支持TTIP（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从而在知识和贸易方面融入整个世界。在这里，安倍经济学意味着日本传统经济在“更高质量”的全球自由贸易区模式下将做相应的深层次调整（比如农业和电力）。安倍对结构改革可能带来的竞争力提升显得信心满满：“外国人将发现，日本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生意的地方”,“2020年 FDI（外来直接投资）翻一翻，日本经济状况将有巨大的改变”（有意思的是，两天以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同样在这里做出了类似的暗示）。

显然，安倍首相对于改革的困难有着思想准备，他甚至将自己比作推进改革的“钻头”，誓言要钻透既得利益层，以摆脱改革束缚。他声称，未来两年，在日本将无任何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逃脱他这颗“钻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它暗示安倍在国内和国际都面临着微妙的局面：告别“日本黄昏”需要大胆的自由化改革，这固然有利于和西方盟友们保持一致，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以及如何让国内的有鹰派倾向的支持者们同样感到自信——包括如何平衡后两者间的关系，是他无法回避的挑战。

施瓦布直接了当地触及了这个“敏感”的问题，他在安倍演讲结束后问及了他对于中日韩关系恶化地看法。

安倍的回答似乎不如他在阐述改革图景时那么有说服力了。他只是含混地回答说，外界对他参拜靖国神社有误解，因为神社中供奉的不仅只有二战阵亡者（他举例说，今年正逢一战后百年纪念［1914］）；他声称，无意伤害中韩人民的感情，并暗示说，日韩同是民主国家，共享民主理念。

安倍显然明白，拜祭靖国神社激怒邻国和谁是民主国家间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韩国虽然同是民主国家，但并不能由此论证说他们不需要为此感到愤怒——作为同样是受到儒家强调家庭和孝的传统价值熏陶的国家，日本应该明白这其中感情－传统文化要素对区域间国家关系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本的上述这一解释在儒家文化中，是不合“道统”的，甚至是可以被理解为“违反人伦”的,在这里，选择哪一天参拜最多只能是技术性的（比如选择12月26日），核心的问题还是参拜机及其后面的意图。而中国的外长王毅随后则回应称，不能允许“侵略者翻案”。

事实上，安倍（以及他的顾问班子）在演讲内容中已经做了试图软化矛盾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必须和他的国内政策相一致，或者说，需要强化其“钻头”的强硬形象，以期取悦于他在国内支持者们，这就使得该尝试大大地打了折扣。在阐发完“安倍经济学”后，他指出，日本人的互助精神可以让日本成为国际社会值得信赖的促进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力量，并巧妙地为日本灵活运用军力做了铺垫：

“日本人的互助精神有利于使得日本成为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国家，日本在柬埔寨建设医院；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海啸中的营救表现令人称道；日本也参与打击海盗地行动……我们的时代需要互相帮助，无人可以单独实现和平，日本的表现可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日本与周边国家有很多种可能性，可以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和平是应有的保障。”

安倍进而暗示，和平与安全需要自由和民主价值的保障；他建议通过对话和法治解决目前亚洲面临的争端：

“繁荣的基础在于自由的移动，包括互联网自由。保障公共物品的安全，就需要法治，因此需要高举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根本价值，别无他途。”

“和平如果在亚洲受到影响，就会影响世界。不能以经济增长为代价去扩充军备。实现和平必须要通过对话、法治，不可以用武力相威胁。为了让亚洲不成为一个受武力威胁的地区，我呼吁，我们必须克制，不要搞军备竞赛，军费需要透明可核查，并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军方交流机制。人们的行动应该以国际法和海洋法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增长。”

在这里，安倍和他的顾问们的论辩策略，似乎是试图通过论证日本属于自由世界的一员（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念），而暗示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一策略面临如下的逻辑困境：民主和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遏制侵略和（非正义）战争？日本和德国在发动二战前都已经是民主国家（20世纪初制定的德国和日本的民法典一直为人称道），受到攻击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国家）则被认为是专制和独裁的；同样，大英帝国在早期扩张时，已经是盎格鲁－萨克森式自由和法治的积极倡导者；而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困局，学者们在反思，外部力量强加的民主是否能够适应于本地化的状况？

这一论辩也显示了安倍内阁的困境，作为一个有着丰城秀吉和伊藤博文般雄心壮志的首相，安倍试图在大国角力的国际局势中，为日渐颓丧的日本心态注入一针强心剂。安倍无疑是正确的，以更开放的心胸推进经济改革和自由贸易，更深层次地融入环太平洋经济圈，有助于日本的经济繁荣，并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等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这本身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但安倍和他的顾问们的判断将是错误甚至危险的，如果他们认为充分利用邻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帮助他们去积极应对和解决问题）将有助于避开世人的追寻历史真相的目光、并进而改变历史走向的话，这也和他在演讲种所宣称的“无人可以单独实现和平”相违背。

对于历史会不会重演，人们自然各自有不同的见解与观点（比如，西方的一些媒体和中国颇有些名头的《环球时报》似乎都迫不及待地将安倍的演讲解读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2000余年以前，中国思想家孟子跋涉诸国之间，宣扬仁义之道，推行和平与自由贸易原则，国君们均以为他迂腐。那个时候，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膑、田忌（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兵家”，类似于日本战国群雄，或者幕府式的算计的味道），天下方务合纵连横，以攻伐和相互算计为贤，在相互融入还是相互敌对乃至吞并之间，国君们选择了后者。但秦的统一没有给人民带来福祉，它以军事和严刑酷法立国，不到三十年就灭亡了，好勇斗狠，似乎并不能产生多赢的结果。日中之间有着两千年交往的历史，日本一直游离于中国建立的“天朝”体制的边缘地带，很多时候，日本更多地表现为这一体制的挑战者：从唐高宗年间日本支持百济流亡政权进而和中国的唐朝发生冲突，到丰城秀吉试图以北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规划，再到一战前提倡“脱亚入欧”和二战时提倡“大东亚共荣圈”设想，一直到今天决心以TPP为立国发展之本，日本一直在试图“另起炉灶”，一直怀着“不行就拉到”的悲情心态。这和日本国内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空间、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邻国（主要是“天朝”体系）产生的压迫感和孤立感的应激反应息息相关。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虽然日中双方关系又进入寒冰期，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受到遏制。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在达沃斯指出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强，和平是“有保障的”。安倍也在演讲中称，“我们发誓，从此不再打仗；我们祝愿世界和平，真心希望通过安倍经济学带来和平与繁荣”——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对于日本而言，通过推动普世价值观和开放、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亚太的形成，有助于其抛弃对中国崛起和强大以后的恐惧和担忧，以及忿忿不平感,进而有助于打破中日不能同时繁荣的关系悖论。日本应该认识到，一个繁荣和开放的中国，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利益——正如在唐朝发生的那样，日本先后7批“遣唐使”（留学生）极大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美丽的京都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已被黄巢叛乱毁灭的唐王朝首都长安的基本原貌。

历史的选择，摆在了日本领袖们的面前。老谋深算的施瓦布或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开场白中对尚坐在台下的安倍说：“首相先生，我相信，你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注：本文作者于2014年1月22-25日参加了本届冬季世界经济论坛，在现场笔记的基础上写成本文。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有错误和不当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