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1年10月29日上午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

这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条款（虽然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因为反应不过来而对其不甚敏感），在我看来，属于不折不扣的“恶法”。

立法或者说法律的制定，其本质是社会共同体之大多数认可的、具有通约性的规则。法律的本质，不应该挑战社会共同体的善良风俗与基本利益，并增加社会成本，从而失去法律的立法“实益”——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是什么？从法经济学角度言之，立法能够带来什么好处？立法带来的好处与坏处能否损益相抵？

《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的相关规定，会带来以下至少七个方面可能的负面效果：

一、该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隐私权构成极大威胁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指纹乃是每个人独有的身体特征和隐私，由国家某些公权力机关擅予集中采集，其系统性流失的可能大大增加（且不论公民自行丢失造成的问题），辅之身份证上其他的个人配套性息，对公民个人隐私所造成的风险之大，不言而喻；

二、在社会转型阶段人为制造社会管理的寻租空间，为公权力进一步系统地侵犯公民权利铺平道路

    简单地讲，当国家公权力（通过公安系统）系统搜集全体公民的与身体相关的绝对隐私信息后，公权力的执行者，也就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就从而得到了系统地了解公民隐私及其相匹配信息的通道，也就打开了权力滥用之门，这等于是变相地给各种侵犯公民权的行为开辟了寻租空间。比如说，A故意杀人，通过其所认识的在警局工作的B，调换现场搜集的指纹证据（或者人为制造“采集证据”），就可以很轻松地栽赃与C或者其他人。也可以通过把指纹调换为已经死去的人的指纹，从而造成“死案”；再比如说，银行提供的指纹保管箱服务，将由此受到质疑，因为本法通过并实施后，指纹本身已经成为公共信息（并不是公示信息），即脱离本人保管而转由公权力机关联合保管。其他诸如变造与伪造合同文书、警察制作逼供信或检方提供陈堂证供等，均门户洞开，此等情况，不啻将如滔滔洪水，冲毁普通公民平静的生活；

三、身份证法的执行，将大大加重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有媒体报道指出，官员称本法加大了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处罚力度，足以应对可能造成的公民隐私泄露问题。但事实上，仅仅在纸面上说什么将用刑事和民事责任手段惩处泄密者，在实践中根本起不到多大作用。西谚有云：魔鬼存在于细节中（devil is in the details）。如此解释，无异于“先制造一个本来无需存在的问题，然后再找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事先无充分论证和理论储备，那就纯属折腾。

系统地、集约地搜集全国人口的指纹，并予以电子芯片保存，则必存在有中央归档的指纹库（fingerprint bank），指纹库的安全，则极大程度上依赖于防火墙软件等质量，以抵挡各种国内外黑客攻击，一旦有失，谁人担责？而此等体系的建设，又将花去多少维稳经费？纳税人的银子，又如何能如此被花销——试想有谁愿意将自家珍贵财产古董，全然集体托付给公办机关，不仅没有利息，自担损毁风险，还要被迫负担保管费用（而这费用，还是没有“上限”的）？

况且，指纹的采集，必然通过各级基层的公安派出所（片警），其保密性就更遭质疑，而汇总、传输、上报，各条环节，均无考量和后果评估，贸然立法，又与儿戏何异？

四、本法立法理由不足，几乎没有立法实益；同时，由于其内容主旨与宪法规定的保障公民人权，人身权和隐私权等规定相抵触，故有违宪嫌疑

   依据媒体报道：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此前在向会议作说明时表示，在居民身份证中加入指纹信息，国家机关以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可以通过机读快速、准确地进行人证同一性认定，有助于防范恐怖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效防范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以及伪造、变更居民身份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并在金融机构清理问题账户、落实存款实名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浪网转中国新闻网报道http://news.sina.com.cn/c/2011-10-29/092523382275.shtml）

上述这些立法理由，显然并不充分（综合来说，也就是反恐和国家安全的理由勉强有些瓜葛，这一点留下文分析）：

1、所谓各部门通过机读快速准确认证，只要证明是本人即可，何须加指纹一项——这明明是在减低认证效率（身份证本身就是“身份的证明”，难道现在缺了指纹就不是身份的有效证明了）？

2、所谓防治冒用和伪造身份证等，身份证是有照片的，冒用只能说是审查机构不严谨，工作不严谨，加了指纹也没有用；既然身份证能够伪造变造，指纹难道就不能换人输入上传？而伪造变造，恰恰说明第二代身份证设计时防伪功能很差！照这个理由，我们要不要在每一张人民币上都输入指纹证明是自己的钱？

3、清理问题账户、存款实名，需要的不是指纹（银行是要保障储户隐私而不是出卖隐私，这是为什么大家喜欢瑞士银行的原因）。需要的是执法的决心和力度，比如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大多通过现金藏匿、转存海外、假身份、亲属或者小三转托等方式分散风险，这里问题的核心是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和包庇权贵，或者说，是法治的缺位，而不是缺个指纹——领导在上面，没“出事”前，谁敢把他/她拉下来？

我国的宪法民文规定了保障人权，而身份证法却把人权置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下。不管怎么说，从立法理由看，部门利益的考量显然压倒了一切，一个本来是服务于民、方便于民的制度，变成了“人人都是嫌疑犯”的制度；我们的政府，到底是想走上服务型的道路，还是要走警察国家式道路并美其名曰“社会管理创新”？

五、身份证法将中国国家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身份和指纹的认证，毫无疑问和反恐与国家安全有一定的联系。这一立论的基础，是来自美国的实践（100年前，当革命党的人前仆后继去刺杀满洲贵族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指责孙中山是个恐怖组织头头）。恐怖主义这个词美国人提出来的(911以后将该理论系统化上升为国家策略），完全是个美国视角的东东。我到过很多国家，在我的印象里，除了美国（大使馆），没有其他的国家驻华大使馆要求中国公民提供指纹（个别国家入境时可能会有，但是极少），美国的这一做法，是国土安全部以反恐为名强行摊派到全球访问美国的人头上的，可即便如此，他们也就是对入境者搜集指纹而已。

而反观中国，却拾起美国的错误国策，试图摊派到自己每个公民的头上（注意：美国是摊派到每个访美的外国人头上）——友邦和家奴的心态，可见一斑！我的印象，美国的FBI是搜集所有有犯罪前科的人的指纹，并可以通过电脑进行犯罪嫌疑人指纹比对的。我没有听说过美国搜集全体国民的指纹以应对反恐和国家安全，当然，我们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政策修订——“管理创新”嘛。

    可当全体国民最为基本的信息将被搜集到一起时，问题就来了。因为这样一来，通过概率来判断推测恐怖分子已经没有意义；进而，中国国民的整体的信息将暴露在境外力量的系统监测之下，而此前，公民们可以妥善保存自己的这一隐私。举个例子，如果中国的军方、安全和特工人员的指纹也需要输到身份证中去，那么身份的掩护就成为一句笑谈。如果指纹信息一定程度泄露（这几乎无法避免——因为身份证会丢失），那中国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政府高官、金融决策者等等等等，是不是以后应该带着手套出行？依照美国以及俄国的法律，总统握有黑盒子（即启动核武器的制动权），其操作程序很难绕开总统的指纹和身份认证，中国身份证法的出台，会不会影响一系列安全操作的被迫改变？但是，如果法律在执行时，将官员排除在外，那不就又成了“选择性执法”？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不输入指纹信息，那这一部分人的身份不就更容易遭到“猜测”？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应该笑了，他们多年来试图在中国搜集人群的DNA以及生化信息，身份证法的出台，似乎为系统解决他们的努力所想达到的目标，铺平了道路。

六、传递错误信号，为全方位监控公民人身行动打开缺口

   这几年来，各级官员在维稳的幌子下，像上了瘾一样，不断推出监控公民的措施，美其名曰增加社会稳定。曾经有个公司的老板对我讲，他的生意就是在二三线城市和领导们谈判，为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布“摄像头”。他向我解释说，这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的治安状况。

   正是在这样一种“单向度”思维的惯性作用下，装监控设施、摄像机、录音、绿霸软件、网警才大行其道。身份证上输入指纹，只不过是这种管制思维的一个延伸罢了。事实上，未来类似的立法空间还很大，比如，要求公民提供血型、在身份证上输入DNA，在公民身体上注入微型跟踪器（可以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和牛痘一起注射到婴孩身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孟山都公司应该笑了的原因）。

    这能是我们要追求的和谐社会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吗？有谁考虑过，这需要被执法的对象（我们，也就是法律的假想敌们）付出多少代价才是个头？

七、身份证法出台程序，有违伦理准则  

任何与公民身体隐私以及身体构造/结构相关的行为和活动，都需要受到事前的严厉的伦理审查。克隆人是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指纹搜集这个问题上，由于涉及到所有公民的隐私，官方和立法者有义务向全民充分征询意见，并建立伦理审查专家委员会，进行充分调研后得出结论，并作出各种预案和操演。毕竟，身份证体制是为了方便老百姓，方便政府提供管理和社会服务，而不是为了抓犯罪分子（有哪个侵害人身的犯罪嫌疑人会带着身份证作案？）此外，指纹信息的适用范围很窄，很多犯罪，比如金融犯罪、渎职、贪污等，与指纹信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或者说，指纹并不能作为直接的定罪证据。

我很遗憾地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快速地通过了这部“问题”法律，在我看来，这部法律应当“缓行”。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管理不应该是家长制一般的“管制”，中国理解下的管理往往是“管得太严，治得太差”。管理者通常把“管”理解为管孩子，只要打骂一顿就能让老婆孩子老实，如果孩子出去打游戏、逛夜店、成绩下降，就把他们关在屋里了事。这都是家长制的错误做法，恰恰是这种做法，激起了家庭的不和，产生制造了大量的“问题青年”（比如吸毒、卖淫、交友不善）；而治得太差，就是该管的不知道如何管理，比如孩子需要家庭的温暖，父亲却天天喝酒逛窑子；孩子需要家长传道解惑，父母却偏偏让孩子接触不良信息。古语说，子不教，父之过。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管孩子的野蛮一套套用到管理社会，天下如何能够和谐与太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