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贾平）12月18日，学者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声称自己的伴侣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变性者”。

　　这样的消息对于八卦媒体和娱记们而言，无疑是天降甘霖。一些专家兴奋地向媒体搬出1997年《刑法》废除流氓罪（同性恋不再“入罪”）、2001年《CCMD-2》（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关于同／双性恋不再是精神病规定的老皇历，而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社区的一些人士，则用词拗口地批评李使用“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分法，用男性第三人称“他”来称呼自己的伴侣，称这一分类陷入了传统的“同性恋”／“异性恋”，以及男／女的二分法当中。一时间好不热闹。

　　其实，重要的已不再是关于同性恋的传言，“性”伴侣的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才是这一轮辩论的亮点。

　　但传媒和大众似乎仍把焦点聚集在“同性恋”和出柜问题上，在他们眼中，李银河实际已经是半推半就、羞羞答答承认了自身性倾向；而披露自己的性伴侣是“变性人”一节，更是击中了大众的敏感点：同性恋、变性、多性伴，太刺激了！难不成这原来就是传说中的性的自由的境界（简称“性自由”）？

　　要想理解这一问题，必须要从上文中提到的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角度，同时来分析。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代表着先前被隐藏的人类多样性的两个方面，性倾向包括“异性恋”（被男人吸引的女人，以及被女人吸引的男人即属此列），“双性恋”（被男人和女人吸引的女人，以及被男人和女人吸引的男人），“女同性恋”（被女人吸引的女人），以及“男同性恋”（被男人吸引的男人），此外还有无欲人（Robert Wintermute，《同性恋和印度刑法典第377条：一个重要人权议题》，贾平译，见褚宸舸主编《自由与枷锁：性倾向与同性婚姻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第98－100页）。

　　“社会性别身份”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性倾向”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有一个性倾向和一个社会性别身份。个体的社会性别身份不仅仅指向于他们的生理上是男是女，还要指向在心理性别以及他／她们身体特征表现的方式 (包括通过荷尔蒙和手术对其身体进行的改变)、发式、衣着、化妆、声音和举止之间是否契合。如果一个人出身的生理性别是一个样，却意识到其生理性别和他（们）的心理性别不相吻合（简单举例讲，就是明明是女儿身，却坚定认为自己应该是个老爷们），那么通常就会归类为“变性人”(transgender)或者“性身相异者”（transsexual）。而那些有着不同染色体类型或者身体特质，从而不能够被清晰地归类为男性或者女性的，就叫做“阴阳人”(intersex，简单地讲，就是同时具备男女第一性征即生殖器或者外生殖器不清晰的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下面两组对照：

　　性倾向： 异性恋 双性恋 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 无欲者或独身主义者(asexual/celibate)

　　社会性别身份：男性（契合） 女性 （契合） 变性人（身心不契合） 阴阳人（不同染色体特质）

　　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的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不是变性人、性身相异者或者阴阳人，而许多变性人／性身相异者或者阴阳人实际上是异性恋者。同样，性倾向是异性恋的人，可以是个男人，可以是个女人，也可以是变性者或者阴阳人；“LGBT群体”这一表述，指的是被性倾向所定义的少数人群，以及被社会性别身份所定义的少数人群的集合体（通俗点讲，应该是LGB+T,因为T是一个社会性别身份上的概念）。

　　当我们理解了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的区别，以及它们和每个人的固有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性这一现象进行更好的分析。具体到性倾向，任何关于一个人是异性恋、双性恋、男女同性恋的表述，都可以意味着：一是，一个人的（性）吸引方向（即感情吸引）；二是，（性）行为方向；三是，他们行为的一个特殊情境下的方向，即如果仅仅靠“情境性”的性行为就判断一个人的性倾向，典型的例子是男监中的“鸡奸”行为；四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说他们认为自己的情感的－性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或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将自己归类为某一个社群）。上述四种性倾向的含义互相之间并不一致，尤其是第三种和第四种意义，使得性倾向的意义／定义进一步趋向复杂化。比如说，一个已婚（和女性结婚）的男性，经常和其他的男性发生性的关系，并主要受到男性的性的吸引，但却认为自己是个异性恋，并与自己的太太保持者频繁的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第一种和第三种性倾向的定义，他可能是个男同性恋；根据第二种定义，他又可能是个双性恋，而根据第四种定义，他却是个异性恋。所以，当李银河说，她的伴侣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变性者”时（有些采访暗示，该伴侣做过了手术），那么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一、李本人心理认同（至少她口头这么说）自身为异性恋，根据上述第四种对性倾向的定义，她属于异性恋；

　　二、李的伴侣“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符合社会性别身份身心不契合特质，属于变性人之列（严格意义上讲，在变性的社区中，没有做过第二性征和第一性征手术是不太被认可的）；

　　三、李的伴侣心理为男性，并称以“男人的心理找一个我爱的女人”，根据上述第四种定义，该伴侣是异性恋，反证李也是异性恋者；

　　四、如果该伴侣没有做性征手术，生理女性，二者发生性关系，根据上述第二和第三种定义，李应该属于同性恋者。而根据第一种定义，李则属于双性恋。

　　本文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对李银河教授的性倾向做出鉴定，而是想指出，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不予以区分，就很容易望文生义地得出“同性恋”喜欢搞变性之类的结论来。近年来，一些“同志”组织也经常组织“异装”秀（即男扮女妆）之类的圈内表演，一些社区人士和专家，动辄将这一同志圈的文化现象，和变性相混淆，更加重了圈外人士的误解。

　　更进一步说，明确了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之间的区别，就会明白，性倾向歧视只是性态（sexuality）或性自由（sexual freedom）的一个方面，性自由可以包括如恋童癖（paedophilia）、卖淫（prostitution）、色情（pornography）、乱伦（incest）、一夫多妻（polygamy）、受虐狂（sado-masochism） 等情况，如果法律进行干预，则可能会阻却性自由，但只要法律对这些行为处理的方式是一视同仁的，那么就不涉及性倾向歧视。比如，一些人把警察依法抓捕组织同性卖淫行为认定为是歧视同性恋，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警察只针对同性恋者进行抓捕（而不论他们是否只是进行了私下和意的性行为还是卖淫行为），那就会涉及（性倾向）歧视问题。

　　不同的性倾向人士，都可能有性自由的行为，比如多性伴行为，当然，法律和伦理如何规制，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把多性伴作为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者）的特征予以宣扬，就会加大对同性恋者的歧视。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间多性伴行为较多，但我认为，人群小和缺少社会规制后产生的“性便利性”或者对性的可及性的提高（即容易得到性），实际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推动同性婚姻或者同性伴侣立法，有其社会现实意义，因为只有承认同性性倾向的存在并予以平等对待，才可能将其置入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制度环境下予以规制。

　　人类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拥有某种特质，借以形成不同的“身份”。比如，通过生物性别，人类一般可分为男性和女性；每个人都有祖先（决定国家和民族的起源）；依照宗教信仰将人群进行分类等。但是，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作为人类的特质，其概念的产生时间并不长久，原因在于遭到人们的忽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个体都是异性恋者，也不会是变性人）。作为人类每个个体的特质，性倾向和社会性别身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身，每种方式都定义了一个多数群体和一个少数群体，或者说，一个更强有力的群体和一个（相对）较弱势的群体。相对于同性恋者而言，异性恋者是一个更强势的群体，相对于男女的区分而言，变性者们显得十分弱势（以所谓的“人妖”而论，其寿命都很短，源于社会各方面的排斥和压力）。

　　不幸的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中，同性恋和变性这样的概念被“妖魔”化和“娱乐”化了（典型的心态是“去泰国看人妖”之类）。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而言，他们更需要的，往往不是社会猎奇的目光，而是基本的、平等的权利保障。但现今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之余，还把性自由当中的多性伴、性乱、恋物等有意无意地和性倾向做“链接”，目的是让人产生联想，甚至是为了博人眼球，这无疑是错误的，长远而言，只会对弱势人群造成更大的伤害。

　　李银河的性倾向是什么，并不重要，作为公民，她大胆披露自己的私生活以助力推动多元共融，作为学者，她推动同性婚姻法案，这些都值得称道。但多年来，她似乎并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社会影响力，告诉大众如何厘清错误的观念，从而营造一个对弱势群体更为友好和温馨的社会环境，也是憾事。

　　恐惧和误解，源于无知，消除无知，当然应该用事实和真理予以阐释，光靠悲情牌和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李银河指出，欧美的政要们如果不懂得什么是LGBT，就会被认为是不懂政治（大意）。需要指出的是，欧美有着强有力的同性恋社会运动，其研究水准也非我们可比，基督教原教旨和同性恋多元共荣原则的不断碰撞，才产生了今日欧美社会对异数的宽容（美国是去年才有同志婚姻的历史性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路还很长。 ■

　　（作者为非营利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立者和负责人，律师 ）